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澄清关于乔冠华的几个误传

2000-05-31 来源:中华读书报  我有话说

龚澎去世后怎能会见斯诺?

——《乔冠华与联合国》等三本书中的错误

最近两年,一位退休外交官写了一本《乔冠华和联合国》(吴妙发著,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2月第1版),稍后在一年里又接连出版了两本与乔冠华相关的著作:《外交才子乔冠华》(海天出版社,1998年1月第1版)、《乔冠华在联合国的日子》(北岳文艺出版社,1998年6月第1版)。姑且不论名实是否相符(上述三书涉及乔的内容并不多),仅以写作本身而言,轻率粗糙,差错舛误不少。现以南京大学出版社的《乔冠华与联合国》一书的开头100来页为例,捡出几处(《外交才子乔冠华》和《乔冠华在联合国的日子》又多数重复了这些错误)。

其一、“又过了两个月,周总理又通知当时的联大代表(引案:应为联大主席)、菲律宾外长罗慕洛,中国政府关于中国驻联合国各机构的重要任命已经考虑和决定。当时中国代表团组成的阵容相当强大: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张闻天任安理会代表;……伍云甫这位长期奋斗在卫生战线上的老同志被任命为联合国国际紧急救济基金会代表。”(第12-13页)

引案:张闻天并非“安理会代表”,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席联合国会议和参加联合国工作包括安全理事会的会议及其工作的代表团的首席代表。”当时中国政府任命的安理会代表应为伍修权。而且,“驻联合国中国代表团首席代表”和“出席联合国中国代表团首席代表”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伍云甫被任命为联合国国际儿童紧急救济基金会(1953年第8届联大决定更名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简称“儿童基金”)执行局代表,而非“联合国国际紧急救济基金会代表。”而且,说伍云甫(伍绍祖之父)“长期奋斗在卫生战线上”也不妥,他在1967年去世以前多数时间并不在卫生战线(伍云甫当卫生部副部长只有数年)。

其二、“周恩来总理任命曾任东北军区参谋长、外交部苏欧司司长的伍修权为大使级特别代表,国际问题专家、国际新闻局局长乔冠华为顾问率领代表团,乘机经莫斯科到纽约出席安全理事会会议,讨论对美国侵略中国的控诉案。”(第13页)

引案:伍修权该时为“大使衔特派代表”。乔冠华虽任政务院出版总署国际新闻局局长,但他在外交部的职务是“外交政策委员会(今政策研究室的前身)”副主任委员。

其三、“(出席第26届联大的中国)代表团召开全体会议。……国际司负责人凌青在会上介绍了联合国的情况。”(第18页)

引案:“文革”中,外交部西欧司、美洲澳洲司、国际司、条约法律司合并为西欧美澳司(简称欧美司)。基辛格在其长篇回忆录《白宫岁月》第三册开头一章忆及他第一次秘密的北京之行时,曾不无揶揄地写道,“也许是因为所有的西方人看起来都是一个模样,中国外交部把西欧、美洲、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合为一个司。”(第12页)就是指这一时期。(有趣的是,译者将“西欧美澳司”译成“西欧美大司”,还加译注云:“我国外交部设有美大司,没有设西欧美大司。”出版此书的出版社隶属于仅一箭之遥的外交部,打电话询问乃举手之劳。)凌青当时的职务是“西欧美澳司负责人”,并非“国际司负责人”。1972年西欧美澳司一分为三:西欧司、美洲大洋洲司(即现在的北美大洋洲司,均简称美大司)和国际条约法律司(简称国际条法司)。凌青出任国际条约法律司副司长,1978年升任司长。80年代初,国际条约法律司又一分为二:国际司和条约法律司。此时,凌青已赴纽约联合国出任常驻代表。

其四、“乔冠华在外交战线上耕耘了一生,晚年有些过失,但仍功不可没。他是外交部唯一没有担任过驻外大使的部领导人,……”(第45页)

引案:自新中国外交部建部以来至该书出版的1996年,共有7任外交部长,他们是:周恩来、陈毅、姬鹏飞、乔冠华、黄华、吴学谦和钱其琛,除姬、黄、钱外,周、陈、乔、吴均未担任驻外大使。

另外,中国、菲律宾正式建交是1975年6月9日,但该书却写成是1976年两国正式建交。(第115页)

还可举出一些。其实上述失误,只要翻一翻最普通、最常见的《当代中国外交》,都能得以避免。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外交才子乔冠华》目录前的插页图片明明是1972年8月周恩来总理在北京会见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但是图片说明却是:“1972年2月21日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的历史一刻”!“赵一肩”写成“赵一坚”(第27页),“姚溱”写成“姚臻”(第74页),又将中共南方局外事组当成了“《新华日报》外事组”(第83页)。还有1969年9月11日周恩来、柯西金北京机场会见的时间写成了“5月”(第129页);随后在10月20日举行的中苏边界谈判(相对于1964年2月—4月在北京举行的第一次中苏边界谈判,1969年秋是第二次)则错写成“7月”(第129页);苏方代表团团长明明是库兹涅佐夫(苏联外交部第一副部长),作者却错成了苏联外交部长葛罗米柯(第129页)。细心的读者可能已经注意到,上述3处误讹都是发生在一页之中!其实,这一页的全部错误的“版权”并不属于《外交才子乔冠华》的作者。“始作俑者”乃《中国二乔——胡乔木·乔冠华》(详见第235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1月第1版)的作者!故而两书如出一辙。附带提及,《中国二乔——胡乔木·乔冠华》一书文前也有数幅插图。其中一幅毛泽东会见斯诺的图片说明是:“1970年12月18日,毛泽东会见美国记者埃迪(德)加·斯诺时,乔冠华、龚澎在座。”这真是荒唐,龚澎早在1970年9月20日即因病去世!其实这是毛泽东1960年10月会见斯诺的照片。

诸如此类的以讹传讹,在《外交才子乔冠华》等三书中可以说随处可见、举不胜举,究其原因,盖出于此类“忠实”“抄书”之故矣。

毛主席亲自宣读“5.20”声明吗?

——创作不应抄袭,史作不该杜撰

有一位资历不浅的大使在为《乔冠华与联合国》作序时称:“他(引案:作者)用自己的亲身经历、翔实的资料、生动的笔触,着力刻画了……”云云。又赞美道:“这是一本至今少见的详细记述中国与联合国的书,一本充满感情的书,一本读来受益非浅的好书。”识者诚不敢恭维。

熊向晖《毛泽东没有想到的胜利——回忆我国恢复联合国席位的经过》一文发表后,《外交才子乔冠华》、《乔冠华在联合国的日子》两书又将熊文大部抄收其中。一如熊批评的某些抄袭者那样:“除屈指可数的几句话外,书上的内容包括毛泽东的大量讲话,都是抄录自笔者的文章,而且大部分是整段整段、逐字逐句地照抄。”(出处同上)不过,在《乔冠华在联合国的日子》中,《毛泽东·尼克松在1972》中的那段话,作者还是没有“割爱”,反倒加油添醋地编造为:

“毛主席、周总理从全局出发,从中国作为广大亚非拉发展中国家一员这一高屋建瓴的角度考虑,深思熟虑地指出:这次是广大亚非拉国家把我们抬进联合国的。我们应当去,不去会脱离第三世界。去了之后我们要依靠他们,支持他们一切正义的要求。”(《乔冠华在联合国的日子》,第26页)。

《乔冠华与联合国》、《外交才子乔冠华》、《乔冠华在联合国的日子》三书的作者手头并没有多少乔冠华的材料,无论是历史的还是现实的。这一点,作者自己也不否认。他在《〈乔冠华与联合国〉·后记》中曾说:由于“缺乏资料等原因,一直没有动笔”。乔冠华1971年11月率团参加第26届联大会议,作者以工作人员身份(二等秘书)随行。嗣后,乔每年9月飞纽约赴会至1976年,前后加起来不过数月。并非《外交才子乔冠华》一书封底所声称那样,作者“在联合国与乔冠华共同工作多年”。以“二等秘书”的身份而言(并非属于中国代表团决策层),作者手头掌握的有关乔冠华的材料是可想而知的。正因为如此,三本冠以乔冠华之名的乔冠华传记真正涉及乔的内容并不多(《外交才子乔冠华》、《乔冠华在联合国的日子》两书后均附录了相当篇幅的历史资料,约占全书的四分之一)。也许是抄得太多了,在《外交才子乔冠华》一书的《站在乔冠华墓前(代跋)》中,作者这样轻描淡写地写道:“(我)把一些其他同志的研究成果也融合在我的书中”。好一个“融合”!手头没有长期积累的历史资料,又无暇采访乔冠华生前好友、同事,“巧妇难为无米之炊”,除了急功近利地大量“融合”他人的“研究成果”外,自然别无他途。《乔冠华与联合国》、《外交才子乔冠华》、《乔冠华在联合国的日子》三书的作者其实应该好好读一读熊向晖的严正批评:

“把不注明来源的抄袭作为自己的史作,……这种做法要不得”,“须知创作不应抄袭,史作不该杜撰。这是常规,并非苛求。”

基于同样的道理,这种文抄公式的“融合”也不是“创作”!

正因为与乔冠华有所接触,作者的有些“移花接木”的叙述便真真假假,真假难分了。

作者在《乔冠华与联合国》中,专门有一节“乔冠华教我写发言稿”(《外交才子乔冠华》一书中也有“教写发言稿”的章节),绘声绘色地声称乔冠华如何从香港写国际评论谈到1963年9月1日的《中国政府发言人声明》的起草,还谈到“写文章,搞文件,我们十个也顶不了一个胡乔木”,云云。看过《人民日报》资深记者崔奇先生《忆乔冠华二三事》的读者也许会纳闷:为何上述这些所谓的“谈话”和1983年乔冠华与崔奇所谈毫无二致?!所不同的是多了一句以乔口吻说的话“那时,你(引案:指《乔冠华与联合国》的作者)可能还很小吧?”也许这样就“天衣无缝”了?!殊不知,这又应了一句俗话,“此地无银三百两”。有兴趣的读者朋友不妨去翻一翻章含之那本令京华为之纸贵的《我与乔冠华》第257-258页和第261页,“乔冠华教我写发言稿”那一节的文字几乎可以一字不落地全部找到。

该书作者还在继续撰写乔冠华的轶闻趣事,这当然无可厚非。遗憾的是不仅没有进步,反而退步,越写越糟糕。作者原先在3本书中提及乔冠华为毛泽东起草“5.20”声明时都写得明明白白:这篇重要文告是“被人宣读”的。但是,现在这位作者不知依据何种最新发现的“新史料”,却一改往日的说法。他这样写道:

“1970年5月20日(引案:应为21日)上午,天安门广场、长安街两侧的街道上站满了百万群众,毛泽东主席以他大革命家和大诗人的气质,宣读了乔冠华起草并经他亲自审阅定稿的《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倒美帝国主义及其一切走狗!》(引案:应为《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5.20’声明。毛主席那洪亮的声音,坚定的语调感染了在场的每一个人。第二天,美联社、合众社、路透社、法新社、共同社、塔斯社、安莎社等播发了消息……(《钱江晚报·国际新闻周刊》,1999年9月19日第12版)

何其绘声绘色,一如耳闻目睹!殊不知,毛泽东的这篇重要声明是他当时的“亲密战友”林彪在天安门城楼上宣读的!据新华社5月21日电讯稿:

“(5月21日)上午10时,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副主席在雄壮的《东方红》乐曲声中,健步登上天安门城楼。”

“林彪副主席在全场暴风雨般的掌声中,宣读了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5月20日发表的庄严声明。”(《人民日报》,1970年5月22日第1版、第6版)

余生也晚,但对近30年前发生的这桩往事至今记忆犹新,作者为何健忘若此?

乔冠华是“外交部国际新闻局局长”吗?

——电视连续剧《李克农》指谬

令人遗憾的是类似的种种谬误并非发生在一位作者身上。

又比如1999年8月中央电视台播出的电视连续剧《李克农》,在最后两集中涉及乔冠华。电视里给乔冠华打的字幕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国际新闻局局长”。

如前所述,当时乔冠华在外交部的职务是“外交政策委员会(今政策研究室的前身)”副主任委员,他所任局长的“国际新闻局”,隶属于政务院出版总署,而非外交部。事实上,当时外交部确有主管新闻的机构,那就是新闻司的前身情报司,该司司长即乔冠华夫人龚澎(后任外交部部长助理)。作者的失误也在于翻书太少,轻信而不作核查。方可、单木编著的《中共情报首脑李克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1996年10月第1版,第354一355页)在介绍乔冠华的职务时这样写道:“(乔)担任外交部政策委员会副会长兼国际新闻局局长”。电视剧作者以讹传讹,大概就是从《毛泽东·尼克松在1972》(昆仑出版社)抄来。

电视剧作者最致命的错误是违背历史事实,硬是将乔冠华推到朝鲜停战谈判的前台。在朝鲜停战谈判中,朝中方面由南日、李相朝和邓华(稍后是边章五)、解方出面,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团谈判工作班子由外交部常务副部长李克农(朝鲜停战谈判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团党委书记)主持,乔冠华(鲜停战谈判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团党委委员)协助。但李、乔均不公开露面。为了严格保密,李克农对外称“李队长”(代号101),乔冠华则称“乔指导员”(代号102)。随后,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团在前台参加谈判的还有丁国钰(后任驻阿富汗、巴基斯坦、挪威、埃及大使)将军和柴成文将军(后任驻丹麦公使)。乔冠华无论如何不会像电视里所描写的那样坐到谈判桌前,面对面地与“联合国军”首席代表劳埃举行谈判。中国人民志愿军政治部主任杜平的《在志愿军总部》一书和伍修权(外交部首任苏联东欧司司长,副部长,首任驻南斯拉夫大使)生前的回忆,以及《中共情报首脑李克农》(方可单木编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传奇将军李克农》(徐林祥朱玉著,安徽人民出版社)、《李克农——中共隐蔽战线的卓越领导人》(开诚著,中国友谊出版公司)、《红色特工王李克农将军传奇》(乔军编著,成都出版社)等书的叙述均可证实此点。

杜平将军这样写道:

如果敌人提的问题,我们事先没准备,这也不要紧,就向对方提出暂时休会,在电话上与李克农或乔冠华商讨对策。

当事人伍修权的回忆是这样的:

我方公开出面进行谈判的是朝鲜人民军南日大将和李相朝中将等,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代表开始是邓华将军,以后是边章五和解方将军等;朝中双方在谈判中配合得很融洽,很紧密。代表我国政府在内部掌握和指导这个谈判的是我国外交部副部长李克农同志,乔冠华等一大批同志也在那里协助这一工作。(伍修权:《回忆与怀念》,中共中央当校出版社,1991年5月第1版,第284页。)

1951年7月10上午10时,朝中方代表团和美方代表团在来凤庄的过厅里会晤,然后步入会场坐定,互阅证书。

来凤庄是一所宽大的住宅,坐北朝南。大门是个过厅,再进去是宽敞的大厅。一张铺着绿色台呢的长方形条桌,东西向摆放在作为会场的这间大厅里。长条桌北面坐着朝中方面代表:南日的右手是邓华和解方,左手是李相朝和张平山。桌子南面坐着美方代表:乔埃的右手是白善烨和霍治,左手是克雷奇和勃克(白是南朝鲜军官,其他四人都是美国军官)。

《中共情报首脑李克农》里叙述了朝鲜停战谈判双方“静坐”132分钟的情景:

在静坐持续了将近一个小时的时候,坐在参谋席上的柴成文按事先分工轻轻离开了会场,回到离会场仅有百米之远的“工作队”队部。这是李克农为及时了解会场情况临时在那里工作的一间民房,此时他和乔冠华及朝鲜文翻译安孝相正守候在那里。柴成文进去后将会场上的情况向李克农作了汇报。李克农听了后毫不犹豫地说:“这是一个阴谋,就这样坐下去。”柴成文回到会场后在一个纸条上写了“坐下去”三个字,侧身交给坐在前排的解方,解方看后顺手交给了邓华、南日、李相朝和张平山。(方可单木编著:《中共情报首脑李克农》,第371一372页。)

电视连续剧《李克农》关于朝鲜停战谈判一集基本上以此书为蓝本。但是有些作者要么不翻书或少翻书,即令翻书也是心不在焉,视而不见,如此怎能不出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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